[11]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通过，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的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如果我们不赋予政府一定的稳定和智慧，我们自己就会体面扫地，被人遗忘，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在整个人类面前丧失体面，逝于忘川。

这是政府有权利由此产生的唯一方式，也是政府有权利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他承认，自己和许多人一样，热烈倡导公民权利，虽然他在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体方面想法不同，他相信自己还是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想法。阿伦特认为，交互契约包含共和原则和联邦原则，正是通过交互契约，通过相互承诺，殖民地人民结合在一起，构建权力，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和新的政治体。换句话说，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彼此一致地采取行动。经验告诉我们，个人或者由人所组成的机构易于作出草率和匆忙的决定--由于党派影响和集团利益--我们都偏爱自身--经验还告诉我们，我们之外的人，未必能力比我们高，却很容易就能够辨认出我们的制造物中的瑕疵，除非别人指出，否则我们自己会熟视无睹。

第四，在美国人民中间培养和平友好的性格倾向，这会使他们忘记偏见和权谋，达到全面繁荣所必须的相互妥协，在一些情形下，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个人利益。本文在奥斯特洛姆解读《联邦党人文集》，分析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联邦党人文集》关于商谈民主的论述，试图对商谈立宪的出发点和理论假设予以构建。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由于保护了人们在获取财产方面的各种不同才能，立刻就会产生程度不同和种类各别的财产占有。

随后又进一步解释了他的完美补救方案将如何制止共和制中的缺陷，如何勇敢面对各州政府内部遭遇的失败。制宪者们认为，最有效的作法是从人的利益出发来改善人的处境，是允许个人用各自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货币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意见的支配。既然民主是讨论的统治，其核心是商谈、辩论和对话。

与麦迪逊一样，汉密尔顿对情感在人类事务中的影响、对情理的冲突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当我听到别人的不同见解时，我对自己说，他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像我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样。

建国一代人把美国宪法看成是与众不同，乃至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慎思明辨的结果。哈贝马斯使用辩论从三个层次讨论了对话理论。因为，在中国语境中，中国政治所使用的讨论一词更多的是一个柔性概念，褪去了激烈交锋的强度，在多数情况下，意指的主要是一种相互表达意见的方式，而表达的意见既可能是表达者的真实意思，也可能相反。所有政府都建立在意见的基础上，因而只有公众的理性应该控制和调节政府，而情感则应该受到政府的控制和调节。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项决定都要经过长期酝酿，审慎讨论（being discussed with deliberation），待至成熟，方付诸实施。所有程序都可还原为关于言说、对话辩论的程序和规则。制宪会议中每位对宪法或许还有异议的代表和我一起，就此机会，略微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在此文件上签上他的名字。……在探索出正确道路之前，采取折中的道路，将是最可取的。

但他觉得最后的方案可能是所能获得的最佳方案，他将同其缺点一同接受它。汉密尔顿认为，共和原则要求：社会的深思熟虑的、稳建的意识（The deliberate sense of the community），应该支配受社会委托为他们管理事务的人。

一直远离人民、又为人民看不到的政府，难以指望引起人民的情感。意见形成于个人，完全归属于个人所有。

如果要有效地进行说服工作，必须陈述有说服力的理由，必须考虑他人的意见，绝不能完全置他人之立场于不顾。如同本哈比所说：正是公开陈述观点的程序迫使个体对自身的偏好和意见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麦迪逊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消除自由，那就像灭绝空气一样荒唐。兹举几例为证：一是，1953年3月，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擅自发文件的事情大发雷霆。虽然意见被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发现，但是只有美国革命才知道如何建立一种持久的制度来塑造那些进入共和国结构的公共观点。相反，如果政治冲突要维持非暴力、正常化和礼节化的状态，礼貌是最重要的。

富兰克林是宾夕法尼亚州长和这次会议的官方主持人。制宪会议的这种工作组织方式，既有公开的讨论和发言，又有私下的妥协和协调，使代表们能够相互说服，为共同目标而努力。

他与费城会议的与会者进行了密切接触，倾听并欣赏了他们有关宪法的不同观点。开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开会规则，确立了一事一议、面向主席发言、表决权平等和辩论礼节、保密等议事规则。

那么，在商谈中，尤其是对公共事务和政府事务的参与中，如何使自利的各个个人加入到集体行动中去，为公共利益服务呢？如何在持不同观点、见解的人之间展开商谈审议，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从不同意见中寻求政治共识。因此，多数派占优势的权能，滥用政治特权牺牲他人的利益、意见而牟取私利，是以民主或共和规则为基础的政府最基本的弊端。

麦迪逊在1796年写道：无论人们对制定我们的宪法的那个群体是多么的敬仰，然而在阐释宪法时，千万不要把这一群体的认识当作神的昭示。在美国，对于不致造成人身痛苦的惩罚，人们并不反对。他总结说，无论如何，多数人决定赞同它，我也将服从这个决定。梅森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不生罪恶的政府。

他认为， 幅员广大的美国，各州的处境、幅员、习惯和特殊利益各不相同，存在众多的差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党派和教派，人民绝不可能拥有相同的利益、情感和意见。《美国宪法的制订》一书的作者说：事实上，考虑到各种妥协办法，记住各州宪法仅仅是殖民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这部联邦宪法每一条规定，在1776至1787年间的美国经验中，都能找到依据。

他问道：现实地看待人类，那么是什么支配着他们呢？是他们的情感。在美国，正当程序一词首先由詹姆斯·麦迪逊在起草《权利法案》时提出，并被美国联邦宪法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会议中，我将这一情感作为我的行动指南。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于一切合法权威(all legitimate authority)的洁净的原始的泉源。

蒂洛森说，在人们被说服有充分理由去做某件事之前，恳请他们或责令他们去相信任何东西，都是荒谬愚蠢的。伦道夫在制宪会议和宪法批准会议上的戏剧性转变，是立宪商谈中相互尊重和容忍的一个典型事例。由此可见，以商谈的方式写就宪法，是人类的一项了不起的杰作，是人类所能取得的最高贵的一项成就。更重要的是，‘讨论这个词汇还包含了最后意见的‘决断者的在场，不包括‘讨价还价和‘争辩。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0篇中提到：要对现存政府进行重大的变革，就必须首先由某个或某些有名望的爱国公民提出个人的、未经公认的和非正式的建议（some informal and unauthorized propositions），从这些建议来开始这项改革。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达成某种协议，某些外国的剑与火，多半会来代替我们的工作。

参议院能成为立场坚定、富有智慧、不偏不倚的机构，制约第一院的轻率鲁莽、变化无常、行为过火，保护人民不受治理者的压迫和保护人民不受转瞬即逝的思想的诱惑。新中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和完成的。

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其次， 总统不仅对国会的议案拥有否决权， 而且还有义务向国会做国情咨文并建议立法， 这使他有机会帮助国会在重大事务的决定上做到深思熟虑。